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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時報記者 卓泳

在國資成為主流LP的現實情況下，適應形勢、調整心態和打法，是創投機構能繼續在行業立足發展的不二選擇。“一方面，在整體的LP結構里要考慮國資LP的出資比例，如果不想太受限，就要降低這類LP的比例；另一方面，也希望引導基金更加市場化，把更多權力下放給GP，畢竟市場化GP更加專業。”千乘資本董事總經理趙靜表示。

盡管受訪機構人士都認為，應主動調整姿態適應新型GP和LP關系和新形勢下的投資趨勢，但多數GP也期望國資LP能不斷調整做法以更加市場化。“國資LP既然選擇了適合自己的GP，就應該尊重GP的專業性，給自己多元化的目標做下減法，盡可能聚焦，讓GP有充分的自由度做自己該做的事情。”山東省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業協會會長李文峰表示。

面對國資LP“既要、又要、還要”的問題，杭州市創業投資協會輪值會長周愷秉認為，GP要充分理解LP的訴求和考慮問題的邏輯，LP也要考慮怎么處理國資的特殊性，而不能粗放地提出多個要求。

建立合理的激勵考核機制，是多數GP最為關注的一點。根據“2022國有創投機構和政府引導基金激勵與容錯機制”調查結果，在109家參與調研的國有投資機構中，56%建立了激勵機制，較2020年增長近12.5%。在對現有激勵機制評價方面，受訪機構“有相對市場化的激勵機制”的僅占11.64%；61.47%的受訪機構建立了容錯機制，較2020年增長9個百分點。

但是，怎樣的激勵和考核機制才能真正適應投資市場？中國投資協會股權和創業投資專業委員會會長沈志群指出，近來流行的所謂“股權財政”概念，提出各地政府通過設立政府引導基金增加財政收入，但這一主張值得商榷，如果按照這一主張去建立引導基金考核制度，可能帶來的后果值得深思。

LP智庫創始人國立波也指出，根據他們連續三年的調研發現，國有投資機構普遍缺乏科學、合理和可操作的、能反映基金特點的激勵機制與容錯機制，這成為制約國有創投、政府引導基金持續健康發展、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投資機構投早投小投科技、開展從0到1的原始創新和顛覆式創新的主要障礙。他提出了四點建議：一是加快完善國有投資機構激勵與容錯機制的政策體系設計；二是推動符合條件的國有投資機構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三是建立和完善主管部門和監管部門共同參與的協調與溝通機制；四是建立科學、可持續的政府引導基金績效激勵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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