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梅芳（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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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敬宗寶歷二年冬，白居易因病辭蘇州刺史之職，返歸洛陽，途中暫留楚州，留下了“淮水東南第一州，山圍雉堞月當樓”（《贈楚州郭使君》）的佳句。時隔千年，“淮水”一句儼然已成為當今淮安耀眼的文化名片。然而，若是細品，“山圍”一句無疑更值得玩味：以今淮安地貌觀之，除去西南百余公里外海拔不足九十米的盱眙山，基本是一馬平川，“山圍”一說從何說起？

或以為白居易詩歌乃文學創作，虛筆構之不足為奇，其實不然。正如瞿蛻園所言，“唐人多實地體察，故賦詠雖小事，亦頗足為博物之資。”（《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一）白居易自元和之后，詩名冠代，自不肯輕易在贈詩中落人以口實，更何況詩歌的贈送對象是熟悉楚州山川地理的地方長官。再者，“歌詩合為事而作”是其創作綱領，地理風物等客觀事物本不必虛構，正因為如此，陳寅恪倡導“以詩證史”的方法和思路，即多以白居易詩為材料，并認為元白詩在一定程度上堪比史家記事之實錄，是唐代社會風俗史的珍貴資料。在《元白詩箋證稿》中，陳氏尤為重視把握詩歌之時間、人事、地理特點，在時空坐標中考察地域、人事，為“以詩證史”做了切實的示范。這或能為我們探求白居易《贈楚州郭使君》的創作情由提供探求路徑。

首先，“山圍雉堞月當樓”言楚州山陽城郭外有山，是否真有山？有！

寶歷二年冬，與白居易同在楚州的還有劉禹錫，二人結伴北歸洛陽，因風雪阻路、淮水結冰而滯留楚州。劉禹錫《歲杪將發楚州呈樂天》有“楚澤雪初霽”“風霜潛減威”二句，白居易《除日答夢得同發楚州》中則有“山雪晚猶在，淮冰晴欲開”之句，皆可為證。值得注意的是，白詩中“山雪”一句，同樣提到了山，且山頭積雪可視。那么，此山為何山？當是缽池山。其實，“山陽”城名中本就帶“山”字，山之南為陽，這說明，城郭北面當有山。清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三云：“揚子江以北數百里平原，并無一山，而淮安府附郭名山陽縣。……蓋山以南為陽，縣北有缽池山，為七十二福地之一，王子喬修仙處，地形較他處高數仞，非土非石，皆積砂所成，豈山陽以此得名耶？”如劉氏所言，曾為道教福地之一的缽池山正在城北，地近淮河，古時曾為名勝，至明清因黃河大水泛濫、沖刷而毀。白居易過楚州時，缽池山仍在。

其次，楚州城外是否有“山圍”之勢？沒有。

缽池山雖有山之名，但實為一高坡而已。依劉廷璣所見，被沖刷后的缽池山僅較他處高數仞。晚唐山陽人趙嘏《憶山陽》有“家在枚皋舊宅邊，竹軒晴與楚坡連”，今淮安“古枚里”近古淮水，趙嘏詩中的“楚坡”或即缽池山。又，由中唐詩人皇甫冉登淮陰南樓時言“滄波一望通千里”（《宿淮陰南樓酬常伯能》）可知，缽池山甚至不能遮斷登樓人極目遠眺的視線，遑論“山圍”之勢？

白居易少居越中，入仕后數度往還于江淮，對楚州地形當不陌生。那么，他為何以“山圍”入詩？其中情由當與其賞愛劉禹錫名篇《石頭城》有關，該詩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以“淮水東南第一州，山圍雉堞月當樓”對照之，會發現二者措辭與意象使用頗相近。兩首詩皆有“淮水東”，當然此淮水非彼淮水；“女墻”“雉堞”皆指城上矮墻；二詩又同寫到月照城樓之境。至于“山圍”，金陵本就虎踞龍盤，群山環繞，劉詩用詞恰切，符合金陵地勢；白詩“山圍”明顯有因循隨作的痕跡，概因《石頭城》一詩給白居易留有深刻印象之故。該詩思接千載，首句以空中俯視之勢，寫城周山巒千古以來默默守護城池的靜態，緊接著呈現潮打空城激蕩循環的動態，“寂寞”二字以擬人之法賦予了浪潮和無言矗立的空城以靈性。前兩句，動靜結合，將江山依舊而朝代更迭的亙古歷史循環寫得空靈而又悲涼。三四句中的一輪明月，如精靈一般，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悄悄到來，它見證了數個王朝的興衰成敗，同時也連接了石頭城的古今時空，引人遐想與回味。

《金陵五題》乃劉禹錫于和州刺史任上所作，該組詩前有詩引：余少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嘗有遺恨。后為歷陽守，跂而望之。適有客以《金陵五題》相示，逌爾生思，欻然有得。他日友人白樂天掉頭苦吟，嘆賞良久，且曰“《石頭》詩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詩人，不復措詞矣。”余四詠雖不及此，亦不孤樂天之言耳。

由詩引可知，白居易對劉禹錫《石頭城》一詩甚為嘆服并回味良久。另據劉、白二人在寶歷年間的交游及行程大略可知，白居易吟賞《石頭城》與其于楚州作《贈楚州郭使君》的時間相當接近。寶歷二年冬，劉禹錫卸任和州刺史歸洛。為彌補昔日未游金陵之憾，特至南京游玩，而后取道揚州，遇白居易，名作《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即作于此時。隨后二人同游揚州半月始北上，經楚州，因霜雪滯留。鑒于此前劉禹錫新游金陵，《金陵五題》又是其得意之作，因此極有可能于此期間示之于白居易，白玩賞既久，詩意入心，形成了固有印象。至其于楚州賦詩時，言及“淮水東南”，即自然而然觸發了對劉詩的印象而模仿之，加上缽池山于城郭近旁，于是遂有“山圍”之句。

今言白居易賦詩為劉禹錫《石頭城》所囿，或有存疑者，因自元和以來，白居易詩作流傳既廣，他頗以此自傲，且向來視劉禹錫為“詩敵之勍者”（《與劉蘇州書》），于楚州賦詩又豈會受其左右？殊不知，如楊慎《升庵詩話》所言，“唐人詩句，不厭雷同，絕句尤多”，其舉例即以劉白二人之詩為例。此外，劉白二人于楚州還同賦有題枸杞詩，劉禹錫詩有“根老新成瑞犬形”之句，白居易詩則云“不知靈藥根成狗”。今存唐人詠枸杞詩與犬相勾連者，唯劉、白而已。二人中，又以劉禹錫熟習醫藥，知曉枸杞根的形狀與藥用，白居易始賴之得知，毫無疑問，此處白居易詩句仍為劉禹錫引導所得。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和郭使君題枸杞》中“山陽太守政嚴明，吏靜人安無犬驚”句意，不久之后又被劉禹錫化用在了《美溫尚書鎮定興元以詩寄賀》中，同樣用來稱頌地方官理政嚴明。如此看來，劉、白二人同為詩家，在創作詩詞時既暗自角力，又取長補短，乃至互為借鑒，實屬平常，而唐代詩人之氣度胸襟亦可見一斑。

最后，需要明確的是，據《金陵五題》詩引，可知組詩是劉氏基于想象之作，為“不實”之詩，概與陳寅恪先生證史之詩的標準不符。然《石頭城》實不負佳作之名，其意致空靈，格調疏朗深雋，頗得金陵古都風神內蘊，精于詩的白居易亦為之傾倒，縱與楚州地理形勢稍違，亦仿寫下“山圍”之句。由此可知劉禹錫詩才之高，亦知詩之價值不唯其“實”與“不實”，所謂詩之“真實”當辯證視之、用之。

《光明日報》（ 2023年06月19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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