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朗見過張愛玲。那是1961年，她到香港寫作電影劇本，借住在他家。彼時出入宋家的人很多，她并不顯得十分特別，而且除了偶爾加入晚餐，她也幾乎不出房門。所以對他來說，短暫的相遇不過一面之緣，只記得她高高瘦瘦，深度近視卻又不戴眼鏡，看東西總要俯前。那時，他12歲，她41歲。

后來的三十年，宋以朗念書、工作，生活與文學全無關系，也與張愛玲再沒交集。他定居紐約，她住在洛杉磯，一東一西，相隔三千公里，她獨居、不見生人，他也獨居、不希望被人打擾。直到有一天，母親鄺文美打來電話，說張愛玲走了，遺產都留給了宋家。那時，他46歲，她享年75歲。張愛玲和宋家的關系非常深厚，他們的友誼始于20世紀50年代，宋淇夫婦見證了張愛玲的后半生，鄺文美也是張愛玲后半生最好的朋友。

再后來，宋以朗的人生完全被張愛玲填滿了。父母相繼故去，他繼承了她留下的那些東西。這是一份沉重的“禮物”，她名聲太盛，連丟掉的垃圾都有人翻撿，遑論遺物，一枝一節、一舉一動都引人矚目。何況許多書信、手稿，散碎繁蕪，藏著的卻都是隱入塵煙的往事與懸而未決的心思，怠慢不得。起初他有些張皇，但避無可避，只好勉力打理，埋首其中，也時時抬頭面對紛爭。

就這樣，又過去了三十年。如今，他76歲，已活過了她離開時的年紀。

遺產

好些年前，宋以朗就動了念頭，要給張愛玲的遺物找到一個永久的歸宿。

1995年，當張愛玲的遺囑執行人林式同給宋淇、鄺文美夫婦寄來遺物時，總共有十四只盒子。晚年的張愛玲為虱子所擾，總疑神自己處在如影隨形的嚙咬之中，少時的妙筆“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仿佛變作一句讖語，幻化為老境的夢魘。為此，她頻繁搬家，扔掉了大量家當，還遺失了一些重要的證件和手稿。這十四只盒子，是僅剩的所有。

等到遺物寄來，經過整理，選了部分交給臺北皇冠出版社保管——張愛玲的后半生，這家出版社是她在中文世界最緊密的合作者。后來，學者張錯在南加州大學建立“張愛玲文物特藏中心”，鄺文美又送去了兩箱遺稿。及至宋以朗接手，家里還保存著十四只盒子里的三只。

即使就這三只盒子，所藏依然豐富。除了信件、書稿、照片，也有假發、眼鏡、化妝品、手提包等日常用品，甚至包括一張移民綠卡和棄世時身下的幾張毯子。此外，張愛玲還留下了一筆存款。

相對而言，錢的事是最好辦的。在遺囑的附信里，張愛玲說過要“請高手譯”她的作品，所以宋以朗后來找人翻譯《雷峰塔》《易經》《少帥》，稿酬都是從這里出。一些研討會、紀念活動，也以版稅的入息支付。他另捐設了香港大學張愛玲紀念獎學金、張愛玲五年研究計劃，用的還是這筆錢。

物品也不太難處理。照片只留了重復的，其他都運到了皇冠存放，大部分衣服、鞋子之類的也是，因為放在家里用處不大，反而拿去做展覽更好。2005年皇冠出版《沉香》，卷首放了好幾篇彩頁，將這些東西的影像展現于公眾面前。

真正麻煩的是所有寫了字的紙張。學者止庵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曾見過其中一些，非常零亂：“《小團圓》是一個非常完整、工整的手稿，但比方說《重訪邊城》就是一個底稿，上面有很多符號標記，再比方說《異鄉記》直接寫在一個本子上，也是沒有經過整理的，而且不完整，第二個筆記本丟失了。另外有一些小紙片，都是她寫的一些片段，特別多。”

宋以朗花了很多年時間整理這些東西，從《重返邊城》開始，到《小團圓》《異鄉記》《易經》《雷峰塔》《少帥》《愛憎表》，一部部張愛玲生前沒有發表的作品被陸續出版。他是統計學博士，擅長跟數字打交道，對文字純粹是門外漢，一無所知地投身進去，就像是小時候從上海搬到香港，只能慢慢適應那些陌生的語言和表達。

還有好幾個黑色塑料袋，裝的都是張愛玲的信件，有她寫給姑姑姑丈的、寫給弟弟的、炎櫻的，更多的是寫給宋淇夫婦的，加起來幾百封。宋以朗也一封封地讀、一封封地解，相互比對、通盤梳理，最后編校了一套六十多萬字的書信集，拼圖式地呈現出張愛玲最后四十年的生活、創作狀態與隱微心路。

竭力做這些，宋以朗的內心始終有一種緊迫感。父母與張愛玲友誼深厚，對她常有保護的考量，權衡多了，許多事也就一拖再拖。父親故去得也早，張愛玲去世一年后便走了，根本沒來得及打理。母親倒是活到了2007年，卻也只授意他出版了《同學少年都不賤》一個中篇而已。但他不能如此了，自己獨身沒有子嗣，姐姐雖有兒女卻不識漢語，再只是放著遺稿原封不動，將來無人可傳，唯有公開，方才可以廣泛地留存下去。

但內容是出版了，原件還得要面對同樣的問題。他想過為張愛玲建一座文學館，難度太大，最可行的選擇是捐贈給現有的場館。但這也不容易，他不想把張愛玲和父母的遺物分開，尤其是通信，放在一起才完整，他更不愿張愛玲成為眾多之一，所以館還不能太大。而且他年紀越來越大，這件事必須盡快。

找來找去，符合條件的只有一個。就在今年的2月12日，遺物正式入藏了香港都會大學的圖書館，分別以“張愛玲特藏”和“宋淇、宋鄺文美特藏”的名目保存。預計8月份，一個專門為其設立的展館將會開幕。學校還成立了相應的研究團隊，采用數字化方法建立文獻庫和影像典藏，而實物也會在日后通過特設專屬展覽的形式陸續向公眾開放。

至此，遺產執行人的擔子終于從宋以朗肩上卸下了。他很久都沒有感覺過這么輕松了——“我現在是零壓力。”他在捐贈儀式上說。

生者和死者

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曾說，宋以朗“像靈媒一樣”與張愛玲完成著 “生者和死者之間的合作”，“改變我們對張愛玲的認識，而且間接地改變了我們對現當代中國文學史書寫方式的認識”。

然而就是這一次次的“招魂”，卻也總是讓他陷入非議。《同學少年都不賤》有人質疑是偽作，《易經》和《雷峰塔》有人批評翻譯不夠“張味”，《異鄉記》《愛憎表》《少帥》都是未完成的殘稿，更有人破口罵作借張愛玲撈錢。

聲浪最大的是《小團圓》。在這部文學生涯最后的長篇小說里，張愛玲風格異變，結構散碎、語言簡素，不復往日的精巧與華麗。在許多珍視張愛玲的讀者看來，這近似于一種摧毀，就連學者劉紹銘都不禁軫嘆：“如果不是旗幟鮮明地打著張愛玲的招牌，以小說看，這本屢見敗筆的書，實難終卷。”又由于其自傳的性質和直白的敘述，還加重了這種破壞力，幾乎顛覆了一代傳奇的孤傲形象——當初，這正是宋淇不贊成該作發表的原因之一。

張愛玲自己也猶豫過，在1992年寄給宋淇夫婦的遺囑附信里，她提到了“《小團圓》小說要銷毀”，只是“沒細想，過天再說”。于是這成了宋以朗將之出版的又一“罪狀”，諸如臺灣大學教授張小虹便斥其為“情感道義上盜版”，表示“拒買、拒讀、拒評”，作家林清玄也認為“當一個作家說了不要發表最好還是不要發了吧”。

其實每一次，宋以朗都做過考證和分析，他會從大量資料里摘取相關的內容，逐步判斷出張愛玲自己對作品的態度，包括作品本身的重要程度。《異鄉記》《易經》《雷峰塔》也好，《小團圓》也罷，他都專門寫了引言附于書前，既講清遺稿的來龍去脈，也說明付梓的理由，《少帥》出版時，他還特意請人撰著了考釋加評論，篇幅比原著都要長得多。對他而言，尊重張愛玲的意愿和維護其作品的完整與準確，永遠是不可逾越的原則。

他不是沒有考慮過外界可能的看法，所以小心翼翼。但眾聲喧嘩，莫衷一是，終究只能任其自然。他曾說：“我出書，會有人罵我；我把稿子銷毀，會有人罵我；不出版也不銷毀，便會有人罵我什么也不做。既然怎樣都會挨罵，我決定還是自己做主較好。”

“這確實是一個麻煩事。”止庵理解宋以朗的尷尬和無奈，這是文學世界里一個恒久的兩難，“當年卡夫卡要求身邊的人銷毀他的所有作品，但他的朋友麥克斯·布洛德沒有這么干，我們今天看到的卡夫卡絕大部分作品都是這么發表出來的。納博科夫也是，他最后有一部小說，完全是寫在一些零碎的卡片上，他要求死了之后就銷毀，隔了很多年以后，他兒子還是發表了。你說這是對還是不對？”

在他看來，這不是一道具備絕對價值的判斷題，“它牽涉到文學作品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公有的”，更何況是張愛玲這樣一個生前就已譽滿天下的作家。

作為張愛玲的研究者之一，止庵覺得宋以朗所做的一切，無論是之前的遺稿出版，還是現在的遺物捐贈，能讓人們看到更多屬于張愛玲的東西，至少他是歡迎的。“首先，這些東西有一種真實感，也反映了張愛玲在不同時期的不同狀態。而且它們的出現，把對張愛玲的評價整個都改變了。”

香港大學榮譽教授、華東師大講座教授許子東也有著相同的觀點：“對張愛玲乃至文學史研究來講，這些作品跟周邊材料都是很有價值的。說起來，有幾年我跟宋先生其實住的地方不遠，但是我始終沒到他家里去過，所以也沒看過他藏的那些書稿、信件。現在他捐給了都會大學，將來公開當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熱鬧

事關張愛玲的種種，總會引來熱鬧。這熱鬧從前就有，更多的則是在她身后。

她“成名趁早”，二十幾歲即橫空出世。一本《傳奇》，風靡滬上，四天時間即告售罄，一本《流言》，出版再版也是好幾次。

可惜好景不長，抗戰勝利后她便因為與胡蘭成的關系而被迫消隱，幾年之中拿出的作品不過幾個電影劇本，幾篇散文，幾部短、中篇，唯一的長篇《十八春》用的還是筆名，刊的也是小報。1952年，她出走上海，在香港停留三年，又去了美國，隨后轉用英文創作，卻除了起手一部，屢屢碰壁。她不愿迎合西方對一個中國作家的期待，自然也就難以進入異鄉的文壇，而受挫的同時，她在中文世界里也因為遠離而愈顯暗淡。

直到學者夏志清著手編撰《中國現代小說史》。在夏志清眼中，她就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因此得到了42頁篇幅的論述。英文版的著作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張愛玲的章節則先行譯成中文，于1957年刊登在臺北的《文學》雜志上。華語文壇終于想起了這位沉默已久的才女。繼而依憑宋淇的介紹，皇冠從1965年起與她牽手，她也開始復歸中文創作，舊文和新作陸續出版，再一次讓她成了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

當然這只是局限在了中國港臺地區和海外。許子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印象中有關張愛玲的內容，比較早的來自學者趙園：“她寫過一篇文章叫《開向滬、港‘洋場社會’的窗口：讀張愛玲小說集〈傳奇〉》。”而更多人與張愛玲相遇則始于1984年——那一年，《收獲》刊登了《傾城之戀》。她的名字，自那之后才在中國大陸被重新熟悉，然后不斷升溫。

但熱鬧歸熱鬧，一個清晰、完整的張愛玲卻沒有在其中盡然浮現出來。一來因為可以見到的材料有限，許多傳記都是瞎寫；二來由于能夠讀到的作品有限，通常認為張愛玲出道即巔峰，而后的創作力一路衰減。

改變這種狀況的，恰是宋以朗這些年來的努力。他掀起了一番新的熱鬧，不同以往。

止庵認為，借由對遺物的處理，宋以朗在兩個方面為認知張愛玲提供了新的線索。首先是材料的豐富：“宋先生披露了很多信件，這些信件至少讓我們大致清楚了1955年到1995年這四十年里，張愛玲都在忙什么，她自己怎么談論這些事情。”更重要的是作品的補全：“《異鄉記》的整理填補了1945年到1949年之間的一個空白。用英文寫的《雷峰塔》《易經》《少帥》等說明1955年到20世紀70年代她在干什么。《小團圓》《同學少年都不賤》《重訪邊城》則與生前發表的《怨女》《色，戒》《浮花浪蕊》《相見歡》等，共同顯示張愛玲在50歲左右出現了寫作生涯的一個晚期，分量比當年《傳奇》《流言》那時候還多。最后《愛憎表》把時間線又往后推了，揭示了她的創作生涯一直延續到去世。”

許子東闡釋了同樣的雙重意義。而在其中，他尤其看重的是《小團圓》：“它是張愛玲一生當中不能說最好，但比較好的幾部作品之一。一方面你可以說它很雜亂，很不像小說，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出它是憋了十幾二十年爆發出的一個晚期高峰。而且它是有文學史價值的，它是在中國現代文學里寫得最好的自傳體小說之一。”

總體上，許子東把現代文學的自傳體小說概括為三類。一類是“以私寫公”，即講自己的事情但背后有國家，比如郁達夫的《沉淪》；一類是“以公寫私”，即想寫時代但找了一個家庭來寫，比如巴金的《家》；還有一類就是“以私寫私”，就是寫自己的事情，不管別的，比如錢鐘書的《圍城》。

按照這樣的劃分，《小團圓》是屬于第三種的，同時做出了突破。“張愛玲寫的是好好一個女人愛上渣男，這個男的是不好的，不值得這么去愛的，但她又專門說了，就算一切過去了，總還有什么東西留在那里。這個不就是一個突破嗎？這樣的男女關系，現代文學的愛情小說里哪里有過？再有，中國的文學里父親總是壞的、媽媽總是好的，《小團圓》寫母女沖突，這又是一個突破，很少人這么寫的。”

在許子東看來，《小團圓》所顯露的價值與張愛玲整體上的意義是一致的，“在現代文學史的框架里，她是一個難以安放的作家”。這既是他自己被吸引的最大原因，也是他認為值得學界繼續鉆研的方向。

“張愛玲可能逐漸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但是她在歷史那一部分里邊，是一個閃光的存在。而且因為她的存在，歷史這一部分就被我們所知曉。這就是她的價值。”止庵也覺得，盡管受益于宋以朗的貢獻，對張愛玲的研究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但遠未行至終點：“已有的定論未必準確，需要我們重新審核。新發掘的材料還沒得到充分利用，應該繼續利用。還沒公表出來的材料——比方說賴雅(張愛玲的第二任丈夫)的日記、皇冠存有的一些通信，應該公表出來。”

從這個層面來看，熱鬧或許還會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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