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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似乎存在某種投資“慣性”。隨著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加重、投資回報率邊際下降，對于以投資還是消費作為穩增長的主要抓手，人們的觀點往往莫衷一是、見仁見智。從根本上講，爭論的焦點往往在于對經濟增長源泉的思辨，以及短期和長期政策的權衡。而在“三駕馬車”的三分法范式上，經濟學界容易把消費和投資獨立乃至對立起來。

事實上，投資和消費在促進經濟發展的機理上存在不同，但兩者并不是相互排斥的關系。動態地看，消費和投資其實是互相促進的，尤其是消費能帶動生產、就業以及投資。第一，消費和投資不是割裂而是交互的。一個經濟主體的消費往往是另一經濟主體的收入。我們中的大多數，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甚至可以說“供應”是為了“需求”。同理，一個經濟主體的投資往往是另一經濟主體的收入，從而支撐其消費。第二，需求端的消費升級能有效帶動供給端的產業升級，催生新的投資需求；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效推進，既能以高質量的供給適應、滿足現有需求，也將創造、引領新的消費需求。第三，以消費需求為基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更加易于發現有合理回報的投資方向，提升經濟運行的效率，并推動實現經濟總量的增長。只有無效的投資，沒有無效的消費（除了浪費）。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著力擴大內需，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消費和投資關系的協調，本質上是優化經濟資源在不同效率部門間的配置。我們認為，消費的基礎性作用，不應僅停留在“國內大市場”和“最終消費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較大”的總量概念上，更關乎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率。

一、 消費和投資促進經濟發展的機理不同

主流經濟分析往往強調投資（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在資本積累的早期，由于邊際投資回報率高，高儲蓄能帶來更快的經濟增長。但隨著收入上升，實物資本的作用下降，技術進步逐漸成為增長的引擎。這是很多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我國也不例外。此外，發展經濟學研究表明，完善結構性因素也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源泉。例如，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經濟成就，與體制機制改革是分不開的。經濟增長的來源很難單一地歸結為某個要素的投入。孤立地討論通過投資還是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其實是一個“偽命題”。我們認為，消費和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發展中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輔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投資主要從供給側出發，以資本積累的形式促進當期和未來經濟增長，其中既包括實物資本的投資，也包括人力資本、專利等無形資產的投入，后者在今后的經濟發展中將日益重要。

消費則是從需求側出發的。一是消費帶動了生產和再投資。消費往往被看作商品流通環節的終點，但也是一個新的起點。如果沒有庫存的去化，就難言新的投資和生產。在服務領域，消費更是直接和生產聯系在一起，在很多場景下，服務往往是不可儲存的，服務的生產和消費是即時性的。二是消費能夠為投資指明方向，是推動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與其說“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19世紀法國經濟學家薩伊語），還不如說“需求創造自己的供給”，這里的需求當然包括消費需求，而且消費需求對供給的促進更有效、更直接、更能反映社會生活和科技的進步。在人們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得到滿足后，從供給端出發尋求契合消費者日益豐富和個性化需要的信息費用將越來越高，因而更需要來自微觀主體的呼聲。因此，不應僅僅從短期總需求管理的角度看待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消費更加重要的作用，是依托大市場規模，不斷迭代出新生的、豐富的、高層次的消費需求，為引致有效投資和長期經濟增長提供基礎和方向。我們經常能看到無效的投資，但似乎還沒有無效的消費。

二、 隨著收入增加，消費在經濟中的角色日益重要

從國際經驗看，隨著收入增加，消費在經濟中的角色可能會越來越重要。高收入與高消費的關系并不是單向的。從收入提高到消費增加是很自然的，與此同時，正是消費需求的存在促使人們創造財富、增加收入——一個市場主體的消費支出對應著另一市場主體的收入。而更加豐富多樣的消費需求，也為收入的提高創造了更多空間。消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基于1970-2021年代表性國家的人均GDP和消費率（最終消費支出占GDP比重），可以發現，隨著人均GDP的增長，平均消費率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表1）。這意味著經濟越發達，消費在經濟當中的比重就越大，在經濟運行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注：本文選取全球具有代表性的10個國家（中國、韓國、日本、阿根廷、美國、德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新加坡）作為研究樣本，2021年樣本國家GDP總和占全球GDP的比重為63.16％。

數據來源：Wind

作為消費驅動型經濟體，美國是眾所周知的典型。美國的儲蓄率很低，主要通過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超過80％，而制造業僅占18％左右，卻保持了較高勞動生產率，人均GDP已突破7萬美元（2021年）。美國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于第二產業。2020年，美國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達到了12.7萬美元/人，高于第二產業的11.4萬美元/人。另一個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高于第二產業的國家是法國，其2020年第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分別為7.2萬美元/人和8.0萬美元/人。其他主要國家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往往低于第二產業。但相對來看，越是高收入國家，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越高，與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越接近甚至超過。

三、 城鎮化后期消費或成為經濟增長主要驅動力

人口的集聚奠定了以消費驅動經濟發展的基礎。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曾提出，多數國家在經濟“走向成熟階段”后，很快便會開啟“大眾消費時代”。基于國際經驗不難發現，一個國家邁入大眾消費時代的步伐往往都伴隨著人口向城鎮的大規模流動和聚集。城鎮化率越高的國家，消費在GDP中的占比往往也越高。

但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城鎮化率加速上升的時期，消費率會出現階段性的下降，到城鎮化后期，消費率又有所提高（圖1）。根據樣本國家數據進行二次函數模擬的結果支持該結論，并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與龔六堂和雷瀟雨（2014）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即城鎮化水平的提高能夠推動城市消費率的增長，但城鎮化速度過快則會阻礙消費率增長。

注：本文選取的代表性國家（中國、韓國、日本、阿根廷、美國、德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新加坡）的平均消費率，樣本時間區間為1970-2021年。 數據來源：Wind

圖1：城鎮化率與消費占比

從理論上解釋，城鎮化對消費率增長具有正面作用，原因在于城市生產有集聚效應，而農村沒有，所以將農民轉移到城市，既提高了個人產出，還因為增強了集聚效應而大幅提升了整個體系產出，并反映為家庭總收入提高，進而推動了消費增長。而在城鎮化加速的過程中，消費率加速下降則是因為出現資本擠占消費的現象。城鎮化速度越快，需要“填補”的資本就越多，對于消費的擠出也就越多，所以消費的增長會小于產出的增長。這揭示了城鎮化的多面性——城鎮化過程中，既涉及大量資本投資，也有因聚集帶來的消費增長。這也是投資和消費在不同時期交替作用的一個表現。因而，并不存在絕對地依靠投資或消費拉動經濟，而應結合經濟發展階段。

簡言之，城鎮化早期的經濟增長更多體現為投資拉動，而在經歷了城鎮化加速提高的階段，城鎮化后期的經濟增長則更多地表現為消費驅動。

四、 我國消費率偏低

與其他同等收入階段國家相比，我國儲蓄率偏高。圖2直觀地反映了我國儲蓄率明顯高于其他可比國家。在當時這些經濟體的人均GDP與目前我國人均GDP相當時，其儲蓄率都低于我國。即使與同為東亞經濟體的韓國相比，在人均GDP大約處于同等階段的時期，我國儲蓄率也要比韓國高出近10個百分點。

注：同等收入階段人均GDP主要分布在12000-13000美元/年。 數據來源：Worldbank

圖2：同等收入階段不同國家的平均儲蓄率（％）

中國的高儲蓄率有多重原因。一是我國經濟發展長期倚重投資。二是預防性儲蓄比較普遍。三是人們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突出。一個直接表現就是不少消費體現在了我國服務貿易逆差上，這導致國內消費率被低估。自2009年以來，我國服務貿易逆差總體呈擴大趨勢，其中旅行項下的逆差是主要來源。又比如住房問題，過高的房價會抑制城鎮居民消費傾向。四是傳統文化和代際財富傳承的影響。但儲蓄水平持續過高可能造成市場萎縮、經濟下滑，尤其應避免儲蓄流向低效率的投資。

五、 消費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逐步顯現

我國正從工業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從城鎮化率加速上升期進入了城鎮化中后期。從前文所總結的國際經驗看，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將得到更多體現。我國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也呈現相符趨勢。

一是我國消費已顯現出結構轉型和升級換代的趨勢。例如，新能源車的研發和普及，就體現了綠色消費理念。據汽車流通協會統計，2022年新能源乘用車零售約567萬輛，較上年增長90％。又比如，我國于2017年提出“房住不炒”，2020年底開始施行“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這些也都有利于資源更多流向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此外，服務消費的比重日益增加，教育、旅游、醫療、娛樂文化、智慧養老等服務型消費需求攀升。

二是消費對投資的牽引作用初步顯現。正如本文第一部分在討論消費促進經濟增長機理時所提出的，消費能夠從需求側為投資尋求合理的方向，是推動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避免供給與需求不匹配導致的產能過剩現象，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消費需求與產能利用率的聯動變得密切。低迷的消費需求會滯后影響相關行業產能利用率，偏低的產能利用率會抑制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需求，而消費的穩步回升則會帶動產能利用率和企業投資意愿相繼上升（圖3）。

數據來源：Wind

圖3：社零總額同比增量與工業產能利用率

三是目前我國正逐漸進入城鎮化中后期，開始進入通過消費釋放城鎮化紅利的階段。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鎮化進程加速，截至2022年已累計提升近40個百分點。目前我國城鎮化的速度在逐漸放緩，2022年我國城鎮化率較2021年末提高0.5個百分點，而在我國城鎮化進程較快的時期，我國城鎮化率一年可以提升近2個百分點。2022年我國城鎮化率已達到65.22％。基于國際經驗，當城鎮化率大于60％時，消費率往往開始走高。近年來我國城鎮化進程逐漸減速，消費率出現了小幅提高。考慮到目前我國城鎮化率仍遠低于發達國家，其間所蘊藏的消費潛力巨大。

六、 目前提振消費的關鍵在于經濟修復和預期改善

從短期穩增長的角度看，投資和消費之間也不是相互排斥的關系。疫情以來，我國經濟面臨一定下行壓力，居民部門傾向于增加儲蓄，我國消費增速恢復較慢，并成為拖累經濟的一個重要原因。消費提升有賴于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涉及到億萬微觀主體，較為缺乏有效的干預手段。但增加投資相對可控、見效更快，對穩增長起到支撐作用，縮短經濟恢復內生增長的時間。這也有助于改善預期，進而促進消費，形成良性循環。

理論上講，消費受到預期收入和整個生命周期的消費需求的共同影響。根據預期收入假說，消費支出主要不取決于消費者的現期收入，而是由他的持久收入決定。也就是說，理性的消費者為了實現效用最大化，不是依據當期收入，而是根據長期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即持久收入水平）進行消費。而莫迪格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論指出，個人消費的安排是從一生中各個階段的收入、儲蓄、財富等因素來統籌考慮的，也不是簡單取決于當期收入，當前消費可能高于或低于當前收入水平。因此，人們增加消費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對未來收入預期的穩定性。只有就業穩定帶來收入穩定，消費才能真正增加。

總而言之，盡管對每一個個體而言，在同一時點，消費和儲蓄（對應著投資）是此消彼長的，需要在當前的消費和未來的消費之間做取舍，但從經濟運行的動態平衡看，消費和投資是相互促進的。隨著我國經濟轉型升級，以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將在更多方面得到體現，包括消費對投資和技術進步的引領和促進。

作者盛松成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龍玉供職于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金輝供職于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本文僅反映作者觀點，不代表所在機構意見）

本文源自：金融界

作者：盛松成 龍玉 金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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